中國法學家談動保 來自深圳鸚鵡案的反思

記者 陳璽安/報導

中國自1989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旨在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保護野生動物，但對於野生動物以外的非人生命，至今仍沒有一部全國性的法律加以保護。在2019年結束前，台灣動物保護學院舉辦「動保無邊界—關心中國大陸的動物」特別講座，邀請中國動保倡議學者莽萍以及中國法學家梁治平來台演講，帶領台灣的民眾一同關心中國大陸的動物，其中梁治平便以「法治意識形態反思：一個動物保護及人與動物關係的視角」為題，由2018年的「深圳鸚鵡案」來檢討中國法律人的動物觀，梁治平也藉此案指出，人的「觀念」是推動中國動物保護事業的最大關鍵。

2016年，深圳男子王鵬因為非法出售兩隻鸚鵡，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而遭到逮捕。除了這兩隻鸚鵡，警方事後還在他家中發現數十隻鸚鵡，這些鸚鵡均名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二，屬於國家二級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非經批准禁止出售與利用，王鵬便因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而遭到起訴，一審判決5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3000元，王鵬不服上訴，二審判決結果於2018年出爐，雖然法院維持罪名，罰金金額也維持，但刑期卻從五年降成兩年。

梁治平表示，「深圳鸚鵡案」被列為2018年中國十大刑事案件之一，不僅因為此案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因為二審判決被認為很好地調和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然而梁治平指出，從野生動物保護的角度來看，鸚鵡案傳遞出來的訊息多為負面，在一審中，王鵬的辯護律師要求法庭從輕或減輕處罰，但在二審中，王鵬換了兩位辯護律師，他們則為王鵬做無罪辯護，兩位辯護律師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將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納入刑法保護的司法解釋是一種越權行為，違反了罪型法定原則，缺乏正當性；除此之外，兩位辯護律師還提出數個超出個案的主張，包括：出售馴養繁殖的鸚鵡並不會對野生鸚鵡造成損害、開放市場有利於野生動物保護等等。

從辯護過程中，可看出兩位律師的法律觀和動物觀。梁治平說明，從歷史上來看，野生動物族群的減少以及物種的滅絕，與人類文明的建立是同步的過程，現在這個過程速度越來越快，正是因為資本和市場的全球化之影響，但鸚鵡案中兩位二審辯護律師看不到這個事實，他們關注的是人權的問題、對市場及私有產權的保障，在他們眼裡，這些問題具有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綜合意義，但動物自身的利益卻是被他們嚴重忽略及邊緣化的。在這樣強調「以人類為中心」、「以人為本」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有意調整司法解釋，對涉及人工繁殖之野生動物的非法行為要從寬處罰。

鸚鵡案二審判決之後，北京大學法學院也曾舉辦以「動物的刑法保護」為題的刑法沙龍，並討論了鸚鵡案，與會者包括五位權威的刑法學家，以及專門承辦野生動物保護案件的檢察官、TRAFFIC（野生動物貿易研究委員會）的官員等等。

梁治平指出，在會議中，二、三位刑法學家提出了具有社會代表性的法律人觀點，首先是對於「違法性錯誤認識」之討論，儘管現今大多國家主張「不知法不成為抗辯理由」，但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國家主義的主張，相對於「不知者不為罪」的被告人主義，採取國家主義就顯得有點蠻橫，也有學者主張「道義責任主義」，認為只要大多數百姓許可，法律不用過度追究。

其次是法律階段論，有學者主張歐美的法律已經走到去人類中心化，但現在的中國法律是講究「以人為本」的階段，法律的作用應該保護「人」而不是動物；第三則是人權與動物權的對立，有學者認為歐美雖然已經在討論動物權，但中國人權的問題都還沒解決，現在講動物權太超前了；另外還有學者提出資源觀，主張動物為資源，保護動物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牠們，亦有學者反對刑法上提出「法益理論」，認為環境受害並沒有侵害到哪個具體的人，為了保護環境而處罰人民是國家主義的作法，也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

梁治平總結指出，雖然這些學者使用的是學理性的話語，但其仍可反映一部分社會意見，將這些學者的主張與「深圳鸚鵡案」二審辯護律師的訴求合併來看，可看出動物保護是當代中國社會法治意識型態的盲點，這也是中國動物保護進程的障礙。

「假如我們的社會都還沒有這種觀念，為什麼我們可以用這種觀念來要求人家，甚至從公權力來規範？」動物保護學院校長錢永祥總結時指出，尤其當「不知者無罪」不只是個人的不知，而是社會上普遍對於動物權利侵害的不知時，動保倡議者該如何回應？值得所有關心動物議題之人共同深思。